《尋找中國的休閑：跨越太平洋的交談》
——書序
馬惠娣
2014年11月23日
宋瑞和戈比教授合作的這本書，以“交談”的方式“尋找中國的休閑”，令人充滿好奇，也充滿期待。兩個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以何種方式“交談”，“談了什么問題”，“談論中有交鋒、有沖突？”，“交談的結(jié)局如何”......書本未打開，便一股腦冒出了這些問題。戈比發(fā)來郵件要我作序，我欣然允諾。
戈比教授是我的老朋友，1998年我作為第一位受邀的中國學者訪問了他。在他的助力下，我于當年組織翻譯的第一套“西方休閑研究譯叢”五本書得以順利出版。其中有他的兩本專著，及與他人合作的另一本著作。這套“譯叢”很快在中國售罄，并連續(xù)再版。很快戈比教授成為新興的中國休閑研究學界的知名學者，此后，他與中國休閑學界也結(jié)下了不解之緣。十六年來，他成為中國學者們的良師益友，成為中美文化交流的護花使者。
戈比教授在美國休閑研究領域是受人尊敬的資深教授，他的《21世紀的休閑與休閑產(chǎn)業(yè)》、與托馬斯·古德爾合作的《人類文化思想史中的休閑》、與約翰·P·羅賓遜合作的《時間分配的社會學調(diào)查與方法》都是他的代表著，對國內(nèi)外學界影響很大。
他善于科學分析當今世界的各種變化，并把休閑問題始終放在人類未來發(fā)展的視角加以觀察與了望，形成了他的學術特色，并獨樹一幟于美國休閑研究領域。我始終記得16年前在接受他的邀請時，他發(fā)來電子郵件，給我提出若干問題，希望與我討論，諸如：中國老齡化、城市垃圾處理、留守兒童、移民問題、互聯(lián)網(wǎng)時代的勞動用工問題等等。當時，我很不解——這些問題與休閑有什么關系？他對中國問題的高瞻遠矚，那個時候，我還不能完全理解。當然，由此可見，他的學術的獨到之處，以及對中國問題早有深遠的思慮與了望。這么多年來，他傾心于中國發(fā)展進程中休閑問題的研究，傾心于對中國休閑研究的扶助及人才的培養(yǎng)。他的良苦用心在這本書中處處體現(xiàn)。
我與宋瑞也相識十余年，亦是朋友。她多年來做旅游與休閑的交叉研究，近些年一直主編《休閑綠皮書》，在業(yè)界學界產(chǎn)生了積極的影響。幾年前獲得國家教育部資助項目前往美國訪學，并師從戈比教授。這本《尋找中國的休閑：跨越太平洋的交談》一書可以看作是她此訪的重要收獲。我想，首先得益于宋瑞的勤奮與刻苦，其次是她良好的英語優(yōu)勢為這次合作奠定了重要的基礎。
本書為二人合作，卻是在同一主題下各抒己見，在體例上屬“另類”。因為是“交談”——盡顯靈活、輕松——形散而神聚；為“尋找中國的休閑”二人都是縱橫捭闔，不乏真知灼見。
書中，他們共同關注了：休閑與日常生活、休閑與城市、休閑與自由選擇、休閑與承載力、休閑與街道、休閑與環(huán)境、休閑與未來等話題。這個內(nèi)容的設計很符合戈比教授一貫的學術追求和學術風格——在務實中延展戰(zhàn)略思想，而戰(zhàn)略思想?yún)s實實在在地扎根于現(xiàn)實與生活之中。在過去的16年中，戈比教授數(shù)十次來中國，多個城市與鄉(xiāng)村都留下了他的足跡，更多地是留下了他對中國人休閑生活方式、休閑與可持續(xù)發(fā)展、休閑與人文關懷的深切思考。
他在北京、上海、杭州這樣的大城市眼見一座座大樓拔地而起，他憂慮城市居民的游憩空間嚴重不足，因此，他以美國為例，提出“核心性休閑活動”的建設，甚至提供“可移動”休閑服務，比如邀請藝術家到社區(qū)表演等形式，不僅豐富市民生活，減少社會沖突，還可以提升政府公共服務的社會形象。他對中國城市居民的休閑生活很感興趣，一次在北京，我?guī)礁浇墓珗@，看見很多人在跳交際舞，我們駐足觀看，他也受舞者之邀，與人共舞。他感受到了北京人的熱情、奔放。然后，他對我說，北京作為特大城市，休閑場所不足是可想而知的，但是，民眾因地制宜創(chuàng)造了各種休閑形式，并愉悅了自己的生活，這是很好的休閑方式，以“非正式的市民團體協(xié)助解決了休閑制約問題”，“就休閑、娛樂、公園、文化生活、運動和相關領域而言，中國必須創(chuàng)造出自己的變革模式。這種變革模式會讓中國變得更美麗，因為它擴展了閑暇時間人類得到成長和愉快的機會。”（見“休閑與生活方式”一章）。
再比如，關于休閑與城市的關系問題，他對中國“休閑城市”的評定就另有看法。他認為，“目前中國難有真正的休閑城市，這個概念在中國很難付諸實施”（見“休閑與城市”一章）。他的坦誠是一貫的，他不附庸某些時髦或功利的噱頭。他是一名學者，喜歡調(diào)查、觀察、體驗、獲得第一手資料，然后會建言獻策。這些細微之處，足見他的人品與學品。
我記得有一次陪他去河南的路上，火車途徑河北一帶時，他指著窗外散落的農(nóng)舍問我，這一帶農(nóng)戶家的廁所怎么解決？我如實地告訴了他。他說，中國人口眾多、地域廣大，區(qū)域發(fā)展不平衡問題依然突出，休閑問題不是學者筆下所談那么輕松、那么單純。我們可以從本書多個篇章中看到他通過對事物的細心觀察，帶給他的或欣慰、或憂慮的情緒。中國猶如他的第二故鄉(xiāng)，讓他充滿責任感和使命感。
在“休閑與街道”一章中，他說，汽車，不僅是一個交通問題，更像一個哲學問題；汽車正在終結(jié)中國一個高度集體化的社會歷史。同樣，汽車對大氣的污染是一個世界性的難題，在中國，其情況更為嚴峻。不僅如此，街道作為社區(qū)和人民生活的有機組成部分，卻因交通對街道的擴張，給行人帶來安全隱患，讓孩子們沒有了玩耍的空間......他的憂心像一位慈祥的老爺爺。
他在書中也直言不諱中國的環(huán)境問題，他說得很干脆：“中國的污染問題不能得到解決，其他事情都免談！”“中國環(huán)境污染程度之深令人難以置信。”他查閱和引證了大量的中國權(quán)威部門的文獻和數(shù)據(jù)，比中國學者搜集到的還多，可見他是花了大功夫的。16年前，當他與我談到城市垃圾問題時，他手頭就有一份“垃圾包圍中國城市”的資料。那份憂心，猶如自己的家。正如宋瑞所言：戈比擅長從廣闊的視角和人類長期社會發(fā)展進程出發(fā)去展望未來，他運用大量的想象力帶領我們?nèi)肀б粋�更加美好的未來。
宋瑞在與戈比對談這些話題時，也表現(xiàn)出了“對談”的獨立性和靈活性，其特點正如宋瑞自己所言：“既有理論思考，也有實踐措施；既有宏觀發(fā)展背景，也有個體微觀體驗；既有理性思考，也有強烈的感情；具有數(shù)據(jù)，也有感觸。”（見第一章“尋找中國人的休閑”）在某些觀點上他們有共識，但也有“沖突”，也正是因為如此，看到了一個“和而不同”、“各美其美”的多元“對談”場景。在休閑理念、休閑賦權(quán)、休閑與日常生活、休閑與城市、休閑與自由選擇、休閑與承載力、休閑與街道、休閑與環(huán)境、休閑與未來等對談中都有自己的見解，這對戈比教授深入了解中國文化、文化傳統(tǒng)、中國當代社會有重要的幫助。戈比說：“她在賓夕法尼亞州立大學做訪問學者時，我們有了更進一步的了解。顯然，她能夠指引我理解中國的休閑。”（見第一章“尋找中國人的休閑”）宋瑞在訪學的一年期間查閱了大量的文獻資料，也聽了許多課程，這使她的眼界大開。在這本書里，她把相關文獻、資料、數(shù)據(jù)有機地穿插在文中，每個細心的讀者也都會從中獲益。書的后面還附錄了“世界怎樣看待中國：皮尤全球態(tài)度調(diào)查”和“美國休閑服務組織所扮演的角色”兩個文本。這些對中國研究者和相關決策部門會有很重要的參考價值。
中國人的休閑在哪里？戈比說：每一種文化都發(fā)明著休閑，每一個時代也都如此。每個國家都有每個國家的休閑生活方式，這并不是文化的優(yōu)劣，而是他們有各自的傳統(tǒng)。作者希望讓中國人明白——你們應該相信自己，展望你們的未來，找到改善生活的現(xiàn)實道路。這并不意味著摒棄所有的外來事物，只是想提醒一下，好點子來自全世界，當然包括中國自己。宋瑞說：預測總是有風險的，沒人準確知道未來將發(fā)生什么，但是我們?nèi)匀豢梢糟裤揭粋�更加美好的未來——在那里，人們更加自由、有效、平等地享受休閑。
我作為兩位作者共同的朋友，對他們的作品有幸先睹，并從中受益。感念戈比教授以古稀之年（在美國這個年齡還是個“小弟弟”），依據(jù)他幾十年的教學智慧、咨詢經(jīng)驗和多種文化閱歷為當代中國發(fā)展出謀劃策，我想，無論是學界、業(yè)界、乃至各級決策者都應當傾聽他的聲音，分享他的思想。宋瑞作為年輕才俊正在步入事業(yè)的盛年，所思、所想、所作、所為，說小一點都是為中國人休閑生活方式尋找最佳的路徑而盡學者之責；說大一點如果能在休閑理論上有所突破，那么能對正在轉(zhuǎn)型的中國——無論是社會生態(tài)、政治生態(tài)、律法生態(tài)、人文生態(tài)、文化生態(tài)的發(fā)展會產(chǎn)生重要而現(xiàn)實的影響。
畢竟，中美兩國，不論是歷史、還是現(xiàn)實，在很多方面沒有可比性，當然很多方面也不用比。但是，沒有比較就會失去一個“準星”——這個“準星”應當是——休閑：文化的基礎（皮普爾）。休閑，是人類文化中最古老的理念；休閑能成全一個民族的文化與文明，亦能拖累甚至毀壞一個人、一個家庭、一個民族。談論休閑是一個極其重要的話題，無論歷史、現(xiàn)代與未來。“尋找中國的休閑”仍然任重而道遠，希冀二位矢志不渝，在中美文化交流的互動中，找到大洋兩岸休閑價值的共同所在。
（2014年11月25日完稿）
